（3）属内部行政行为，如无外部效力行为、层级监督行为。
[43] 在分权改革过程中，地方制度调查会制定的《有关推进地方分权的答复》中分别对此三种职能列举了一部分事务，此文件虽不具有法上的效力，但作为该修正案形成的原型之一，仍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狭义事权即特指各级政府的行政事权。
[13]对于这些事务，很难适用将其所有权限统归于一个主体的划分方式。《地方自治法》第232条第2款要求：国家在通过法律对地方事务的执行作出规定的同时，必须保障地方依法执行该事务时必要的财政经费。具体介入类型和相关知识的大体介绍，参见注[51]，第30页(该书将関与翻译为干预)。[64] 近来有研究指出我国《宪法》第三章对地方特定职能的规定与比较法意义上地方自治职能的可比性，参见王建学：论地方政府事权的法理基础与宪法结构，《中国法学》2017年第4期，第132页。[46] 到此为止，上述探讨只解决了央地事务划分问题。
但是，这项改革在不断具化的过程中，逐渐演变为仅以支出责任划分为主要内容的财政体制改革。这种制度体系没有采取领域式事权划分方法，而以执行主体为事权划分标准，直接利用现行法律实现各行政领域事务的具体分类。为了限制法定受托事务的增加，《地方自治法》设置了复杂的立法程序：当确立新的法定受托事务时，不仅要在相关法律中标明，还需同时修改《地方自治法》。
当然，本文也不认为仅仅照搬他国经验即可。而且，日本事权划分制度并不是仅通过宪法和相关法律原则，而是通过法律的具体规定来实现的。[30] 三、日本行政事权划分的具体法制建构 2000年日本分权改革的重要成果，便是确立了以职能分担原则为基础的事权划分制度。另外，本次改革同时废除了旧法中地方事务的三分类，[55]统归自治事务(新旧央地事务的类型变化详见图1)。
这种以内容保护模式为内涵的宪制体系，建立在国家立法权的全域性基础上。[9]《立法法》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就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作出规定，可是什么是地方性事务，并不明确。
我们在处理央地关系法制化问题时，可否独立于立法权、财权，仅从行政权分配的角度来划分？并进一步在此基础上确立三者相互关联的制度设计？(设问2)事权概念本身有广义和狭义两个维度：广义的事权概念是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分支事权在内的。[22]所以，日本虽然在法律制度上明确划分了央地事权，但并不排斥法律对地方事务进行立法。功能分担原则毋宁给当时中央主导政策制定、地方负责实施的制度现状提供了理论上的正当性，进一步加速了中央集权统一的制度化进程。且制定程序简单，制定主体亦不受严格限制。
关于这方面，存在诸如美国列举中央事权，余为地方事权[14]、德国列举中央事权和共同事权，余为地方事权[15]制度设计的比较研究，在此不作深入。[51]由于事务的国家属性，地方公共团体无权对其制定条例，[52]且地方首长在执行此类事务时是作为国家下级机关，[53]必须按照国家的法律、政令及省令、通知等执行任务。从相关研究成果也看出那一时期围绕立法法的起草，理论及实务从事项上划分央地立法权限的尝试，如蔡定剑：立法权与立法权限，《法学研究》1993年第5期，第7—9页。[58] 《地方自治法》第2条第13款规定：根据法律或依法制定的政令要求地方公共团体处理的事务是自治事务时，国家应着重考虑让地方公共团体能够依照当地特性处理该事务。
这种财政进路的反推法不能确定不同层级政府事务的属性，尤其无法区分中央政府自身承担事务和委托事务，从而遮蔽不同属性事务的法律关系和权力关系。盐野宏认为，世界各国对地方自主权的保障方式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是由国家法律决定自治权限范围，可称之为地方自治的法律决定模式。
[28] 参见［日］大桥洋一：《都市空间制御的法理》，有斐阁2008年版，第310页。这些事务根据具体情况，也需要国家从立法、行政监督、财政支援上有较为深入的介入。
这种以行政事权划分为中心的制度设计，可为我国央地事权划分的法治建构提供一种新的思路。[23] 这种划分特点继而在《地方自治法》第2条第2款对地方公共团体事务的定义上亦有所反映。[40] 例如地方分权推进委员会于1995年10月制定的《推进地方分权之际的基本观点》中提到：地方公共团体……作为主体综合性承担地域行政事务，具有从企划、立案到调整、实施等一系列处理事务的权能，体现了分权委员会在事权分配上采取独立、分离式的意愿。《地方财政法》第9条规定，地方对本地事务应全额负担经费，除了第10条至第10条之四中列举的事项外(但书)。出于对遗留问题的反省，2007年的第二次分权改革，通过废除法定基准，或将法定基准定性为参考基准等方式，对有关自治事务的法律条款开始了新的一轮修正。[12]但是正如日本学者斋藤诚所指出的那样，现在已经很难确定条例的内在界限——地域特性或地域性事务。
第二项法定受托事务是指通过法律或政令的规定，以确保一些原本应由都道府县来实现的职能在市町村内得到切实的执行。其原因主要在于2000年第一次分权改革方法的变化。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译介教材中也有相关介绍，但都没有专门系统地论述。[21] 参见注[20]，第23页。
[39]最初，委员会意欲在此原则下实现神户劝告未竟的改革，形成分离式事权划分。[33] 参见注[31]，第117页。
类似我国央地事权划分上的问题，日本已具有相关制度实践。这主要基于以下理由：第一，日本与我国同为单一制国家，在法制度上形成了体系性的事权划分制度。第一项法定受托事务是指通过法律或政令的规定，确保一些原本应由国家实现的职能在各都道府县、市町村、特别区得到切实合理的执行。有学者认为，所谓本地域事务，指普通地方公共团体作为一定行政区域内承担行政权能的统治团体，以提高居民福利为目的，具有广泛处理统治性事务的权能。
但在第一种模式下，若某行政事务全责性交予地方，地方就该行政事务如何实施方面无疑将有更广大的立法空间。这种属于国家事权范畴，但交由地方实施的事务，被称为机关委任事务[49]。
在法定受托事务上，国家立法介入空间大，国家在立法时可能偏好将事务归为法定受托事务，以有助于中央从立法及行政监督上管理地方。国家在制定新法时，当然需要贯彻这一理念。
[27] 参见［日］松本英昭：推进地方分权之‘十个论点，《地方自治》第602号(1998年)，第9页。[14] 参见郭道晖：《中国立法制度》，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
然而，该区分标准只在立法后发挥作用，既不是国家立法时考量事务归属的标准，也不是国家能否对某地方事务进行立法的标准。如果不将这类事务与出于实现地方本身利益的事务区分开，一律按照统一标准处理，就很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不是过多侵害地方自主权，就是造成国家过分推卸责任。也不论该事务具有国家事务性质、还是央地共同责任、或者自治权下的自主责任，只要是由本地执行的，就是本规定所说的本地域事务。团体委任事务中既有权力性事务，也有非权力性事务，在这一点上无法与前两者以同一标准衡量。
这种对地方行政事务的分类避免了以执行主体为基准的央地事权划分所带来的水土不服。[49] 旧《地方自治法》第148条规定普通地方公共团体首长(都道府县知事或市町村长，以下简称公共团体首长)不仅要执行旧法第2条第2款的事务，还需执行法律或政令(政令必须是根据国家法律明确具体授权制定)要求公共团体首长执行的国家事务或其他公共团体事务。
然而日本现行宪法和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禁止国家权力介入的地方事务领域，使得该理论架构很难找到制度上的支撑。这种与神户劝告背道而驰的政府动向，恰遇席卷全球的新中央集权理论支持(有关当时社会背景的分析，参见［日］今村南都雄：日本政府间关系论的形成、正规化的日本政府间关系论——以对村松理论的探讨为中心，氏著《行政学的基础理论》，三岭书房1997年版，第337—373页。
[8] 王浦劬：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国别经验及其启示——基于六个国家经验的分析，《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6期，第46页。(3)灾害相关事务(第10条之三，包括灾害救助、公共设施修复等9项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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